写在前面:这个故事完全是我在坐公车时无聊所想的.所以故事本身也挺无聊,至于延伸出的主题,大概可以深刻一点.

猪头三，听名字就知道他是一头猪。他在场主那里其实有个编号——3586，这并不代表他是农场的第3586头猪，一群猪崽生出来的时候场主是不会研究他们的出生次序而编号的。

猪头三的体形很膘悍，从后面看很像短腿的大象。由于个大，场主特意给他安排一个单间住，倒不是仅仅因为个大才住单间，其实是作为场主的摇钱树而给猪头三的特别优待。

一星期有五天，猪头三都要被场主领去配种。猪头三是当地有名的配种能手，而且由于显而易见的体型，各个场主都很青睐猪头三的基因，认定自家的母猪与其配种后都可产出同样大的猪来。场主每次都可以从其他场主那里拿到一百块钱，他也会慷慨地买两穗玉米送给猪头三以滋补身体。猪头三其实很不愿意与别场的母猪干那挡子事，在他看来，他与那些母猪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甚至连句“你好”都没有说就“嘿咻嘿咻”起来，这让他觉得自己很低级。但猪头三从来没有向场主抱怨过此事，一方面因为场主特意给他宽敞的大圈住，他不能忘恩负义，另一方面，猪头三明白这就是自己的事业，公猪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就这样，在工作日里，猪头三与各种肤色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的母猪干着“低级”的事，场主则在一旁与母猪的场主抽旱烟唠家常，但大多数时候两位场主更喜欢看猪头三工作，此时二人会露着被烟熏黄的大牙说笑，调侃猪头三的强壮，此时场主总会把腰杆向后挺得弯过一定角度，仿佛猪头三的超强能力是属于他的。有一次猪头三不经意的在工作时与场主对视了一下，而他从场主的瞳孔中看到反射的正奋力工作的自己的身体，这使猪头三羞愧至极，从此以后他都是闷头不响专心致志地干他的事业。

猪头三的大圈隔壁住着他的要好朋友——猪大刚。猪大刚同样有个强壮的身体，他说这缘自于他的欧洲贵族血统。其实猪大刚爹娘的到来是因为一辆运猪卡车在高速公路上翻了，而场主正在公路边屙屎，场主不知刚才“轰“的一声发生了什么，正要站起来一探究竟，但随即看到两只猪向自己滚了过来，商人的头脑使场主迅速从惊吓中清醒过来，连屁股都没顾得着擦就赶忙把两只猪赶进自家的农场。而两头猪刚到农场就生下了强壮的猪大刚，场主欣喜无比，此后经常有事没事地去高速公路边上屙屎。

(未完待续)

自从那天我试图双脚站在足球上而把膝盖摔肿，我便认定这段时间非常不顺。

凉水塞牙这事虽然夸张却揭示了不顺给人带来的无尽痛苦，而对待痛苦这东西，我认为我有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影视剧里经常会出现一个人趴在疾行车顶的惊险镜头。车里的那个人疯狂地转动方向盘，有时还会朝车顶开上几枪，此时车顶的那个人则就势以双手为支点飘逸地甩动着身体。我就是车顶的那个人，很陶醉于跟痛苦耗着的状态。原来有个笑话，简单地说就是有个人，被一圈人围着打，却怎么打也不倒，怎么回事呢？人们以为他坚强或着他是党员。其实呢，是绑树上打的！很黑色幽默，唉，我怎么那么像绑树上那人呢？

突然想起《性爱狂想曲》，里面那个小子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和女人做爱。他很执著地想着各种办法，买车，坐头等舱，当演员，变隐形人……命运始终在逗着他玩，他却可以坚持不懈，这种精神是我崇尚的。弗洛依德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话，文明发展的缺陷在于它总是建立在压抑本能的基础上。这话完全可以作为《性爱狂想曲》的创作主题，大概北野武也是这么想的。《性》一片如果撇弃搞笑的包装完全是一部悲剧，结尾更是将悲剧的残酷推到极致：那小子变成了一巨大的苍蝇，在扑向巨大的大便的同时被一巨大的苍蝇拍拍死。我不知道观众看到这个结尾是应该大笑着拍手称快还是痛苦着泪眼婆娑。那时是他最接近自己欲望实现的时刻，而文明﹑社会﹑命运一切可以拿到台面上的足够冠冕堂皇的东西此刻幻化为苍蝇拍，一下一下地将他拍死。

总结发言，世间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将苍蝇拍死在尚未享用的大便上。谢谢。

又被梦所困扰了。

昨天竟然梦见自己变成塔可夫斯基，在一幢巨大的房子里拍戏，房子有些诡异，大概脱胎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忘了是巨大房子使我有些迷失，还是电影本身太过深刻，整个梦象只咬住自己尾巴的蛇一样循徊着，但好象又不是内容的反复，这种情况脱离了梦本身便很难说清楚。反正在梦中头疼地不行。半夜把自己折腾醒了，当然屋里一片漆黑，这时室友竟然大声地说了句梦话：“这样行啊？”把我吓了一跳，他在梦中干嘛呢？怎么偏偏在我醒的片刻说出来了？还是他一直在说？

早上醒来，头还是在疼。

“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在前奏中一个女声悠悠地唱着。“1983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这时音乐绞带般叽里呱啦乱叫起来，画面中浮现出一个中年男人苍老而忧愁的脸，此人当然不是邓爷爷，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科导演。

1979年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那个春天对大洋彼岸的科导来说无疑是个冰雪交加的冬天。《现代启示录》的残败使他元气大伤，他变得不那么自信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他怀疑《教父》那片子是不是自己拍的，是不是观众都被黑手党威胁才唯唯诺诺地跑到电影院看一部宣传片。直到1983，科导发现了《斗鱼》。他觉得那个故事就是写他的，因为里面描写的对哥哥的崇拜正如他对兄长奥古斯特的崇拜。科导兴奋地手舞足蹈，他终于有机会向大众表明自己对哥哥的敬仰，他甚至因为高兴跳断了客厅沙发中的弹簧。科导曾经因为这种滔滔江水黄河泛滥的感情怕被人说闲话而无处宣泄痛苦不已，有一段时间，他对于身处文化革命洪流中的中国少男少女羡慕不已，仅仅因为他们可以把红宝书放在胸前而没人敢对此说一个“不”字。

科导准备用1000块钱从小说作者欣顿那里买来版权，欣顿一开始的打算是用500块卖了这个故事，当她发现原来还有赚头的时候她决定跟科科导讨价还价，最后俩人各让250，以750成交，附加条件是欣顿负责将小说改成剧本，而科导答应欣顿在影片中露个脸。两人皆对此交易很满意，认为都占了对方的便宜。这种双赢的买卖我怎么就碰不上呢？

科导充满激情地做着拍片前的准备工作。他恢复了自信，甚至有些自负了，他想在影片中加点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以显示自己的水平。为此他冥思苦想数日而无果，他想的那些东西连12岁的女儿索菲亚都猜的出什么意思，而她也因在与父亲的屡次猜谜中获胜而得到在影片中露脸的机会。科导那点思维像冰淇淋一样被一勺勺地挖空，他要崩溃了。无意中科导的目光扫到了他收集的旧电影拷贝中，他一本本地看妄图从中拿点什么，事实上科导平时只管收集而很少去看，储藏室中的虫子要是会看电影的话，早就比他强了。《野草莓》就是一部虫子看地次数比他多的电影，科导费了好大力气才将拷贝盒上的尘土吹掉，他咒骂道：“这TM要比蛋糕上的蜡烛难吹多了！”但后来，科导正是从这这部电影中抄来了没指针的钟表的点子。他再一次手舞足蹈，并顺便将另一个沙发上的弹簧跳断。这导致马特•狄龙到科导家讨论戏中的弟弟鲁斯汀应该穿着背心还是光着膀子的问题时只能坐在茶几上。在此插一句，《野草莓》中教授被棺木中的自己抓住手的那个点子，也被科导稍微改了一下放进《斗鱼》中。

后来呢？《斗鱼》还是失败了。科导很郁闷，他把失败归结于自己在片中用的连自己也看不懂的隐喻。别人自然会谈到没指针的钟表那个点子，首映式上，记者问道：“在影片中您提到了无时间性，您是怎样看待影片中时间这一问题的。”科导若有所思，却一言不发。回家后他在自己上了小锁的日记本上写到：无时间性？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总结发言，必须承认，我对科波拉没有半点不敬之意，写这东西的目的在于要抒发我对《斗鱼》的喜爱之情。我也只是在两部电影中架起一道可能并无联系的联想之桥。况且至今我也没发现证据说没指针钟表的点子是科波拉抄《野草莓》的，科波拉倒是承认喜欢伯格曼来着，所以《野草莓》他应该看过不止一遍吧？

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事实上做了三个短篇的梦，但只记得这一个。

梦是这样的：我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梦告诉我这是我的某个亲戚的家。我坐在沙发上发现前面的地板上有个蠕动的东西，我走近看它，大概十多厘米长，五厘米宽，全身透明的很薄的长方体，它像很多软体昆虫一样向前蠕动着透明的身体。我觉得它很不适宜出现在这里。我想用手去抓它，却怕被它咬到。所以我从自家的抽屉里找出一把壁纸刀（大概你也看出不合理了，我为什么会在亲戚的家里打开自家的抽屉，我也一度纳闷，梦就是这样，像一部质量低劣的电影，充满不合理），我用壁纸刀将那个生物一割两半，我清楚记得刀划过它身体的时候将下面的地板也划出一痕。它不动了，体内大量的水从两个横切面流出来。我又发现前面有几只大大小小的这种生物也在蠕动着，于是走过去继续用刀割它们，水几乎盖尽了整个屋子的地板。当我试图再次割一只这东西的时候却发现更多的它们从我的脚上，沿着腿爬满我的整个身体……

我很想赋予这个梦一个寓意，但却始终无法明白。所以我决定去看医生，期待着医生能给我一个寓意。走在医院的路上我想着医生可能会给我的答案，他一定会秉承科学的精神，告诉我一个毫无情趣的解析，比如他会说：“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你应该多休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别总想着同一时间干很多事，你应付不来的。”科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科学总在抑制着你个人去追求不可知，霸道独裁得很！

我走进那个白色房间的时候，坐在桌子后的一个医生正在剥一个橘子。医生看到我说：“坐吧。”我便坐在与他隔桌相对的椅子上。

“哪不舒服啊~？”医生语速极慢地问道。而且他嗓子似乎含了一口痰，这使他说这话时很模糊。

“恩？”因为那口痰我没听清他的问话。

“我问你哪不舒服啊~？”医生再次嗓子含痰地缓慢问道。

“哦，是这样的。”我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不知你是否这样，反正我总这样。就是在与一个嗓子里似乎有痰的人谈话时我总会先清下自己的嗓子，仿佛这样就会使他的嗓子变干净。如果不清这一下，我就会觉得自己嗓子里也有口痰。）

“我做了一个梦……”清过嗓子后我把我的那个梦叙述给医生听。

医生很不专心地听着我的叙述，手里继续剥着那个橘子。

我说完整个梦看着医生，医生边剥橘子边看着我，我俩雕塑般地对看了两分钟。

“也不严重啊~~”两分钟后医生含着痰慢悠悠地下了此结论。

我这时觉得眼前的这位医生真的很有水平，如此怪梦都觉得不严重，必定是见过大场面的。我正准备倾听他的高深分析，他却说道：“既然来了，我就给你开点药，不好再来找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既然刚刚认定了他的高水平，我现在再有异议无疑是在否定自己，于是便等他写药单。

五分钟后，他写好了，我拿着药单走出房间时疑惑地回头看了看他，他也直瞪瞪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继续剥我进来时所剥的橘子。

取药时我才发现，他给我开了三盒止咳糖浆。不知大家看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把我清嗓子的那声咳嗽当成了我“不严重”的病症。

做下总结发言，那个梦确实是我做的。看医生这段则是我胡编的，至于其中的寓意大家可自由发挥地想象。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没想到，没想到，今天被一首曲子激动到一塌糊涂。

艺术品是这样的东西，被小众接受，它的价值会被抬高。如果被大多数人喜欢，反倒会降低它原有的格调。Cannon也是这样，因为被用在了《我的野蛮女友》中并被太多的人喜欢，因此少了它曾经的味道。

德国作曲家Johann Pachelbel在300年前的威尼斯谱就了它。cannon原指复调音乐的一种写作技法。一个声部的曲调自始至终追随着另一声部，数个声部的相同旋律依次出现，交叉进行，互相模仿，互相追逐和缠绕，而声部几乎是单调意义上的重复。直到最后的一个小结，最后的一个和弦，它们会融合在一起，永不分离。像极了一个缠绵悱恻，结果又是结大欢喜的爱情故事。据说cannon有千个版本，更有人将它配上歌词，不知这算不算是后人为了维护其格调而采取的另类手段——既然是因为熟悉而丧失了格调，那便让它不是那么熟悉。

今天所收集的数个版本中有个叫做弗拉门戈舞曲版的。它简直令我疯狂。之所以疯狂于它，因为其中似乎有种奇异的蜿蜒的生命体的存在，如果按我的思维讲，它体内是有一棵“树”的。不是简单的重复，不是夸张的变化。没有诱人的噱头，缺又独具一格。奔放而非躁烈，高傲中又带有超尘的脱俗。你甚至可看到其中在响板伴奏下舞动的鲜红百褶长裙，如淘浪般向你一层一层的袭来，你淹没在淘浪中，它又将你托起，反复数次，你迷醉于其间难以自拔。我不敢说它是cannon众多版本中最好的，但它一定是最具生命韵味的，它已超脱于手段，而在cannon生长蔓延开。

它4分35秒长，如果我会跳弗拉门戈舞，我宁愿舞死在音乐里，4分35秒的时间里。

   我打心底里希望这曲子不要被太多的人发现，以此缅怀它的格调。

终于看了《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这书好象是原来老蔡极力推荐过的。

金斯堡说过，既然人们无法改变世界，那么个人的出路要么通过吸毒来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要么试图从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脱。书中的孩子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毒品，似乎不应叫做毫不犹豫，当然也无法说是被逼无奈,他们只是在用这种方式建造着自己的“城市”。

会不会某一天我也会来上那么一点毒品，我自认为有一个无比坚固的精神壁垒，坚固到不会被毒品摧跨。至于这个壁垒我曾这样说过：在我体内有棵树，它异常高大，我的一切有用无用的想法，可抑制不可抑制的欲望皆来自于它的繁枝。这导致我认为曾经在我妈的子宫内是先有了这棵树，肉体则是如苔藓般一圈圈长在它身上而最后形成我的。但后来我又发觉其实这一想法很不可靠，因为这想法本身也是来自这棵树的。所以我的结论是：树在夸大自己的作用。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如果毒品改变不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便只能依靠宗教，但一个有“树”的人为何要追从于释迦牟尼，基督耶酥或是真神阿拉呢？原因只可能有一个：他们的“树”要比我的高大。

关于“墨斯卡灵”，它是《无》一书中出现的一种致幻药的名字，由于它能够产生深度做梦般无法描述的神秘感，让人觉得自己整个身体成为外界环境的一部分，陶陶然，飘飘然。所以也常被用于某些宗教仪式中，如果从这点看开头引用的金斯堡的那句话，便会觉得这姓金的倒像是个精明的毒品推销员。

这是新空间的第一篇胡言，我本来是想写个庸俗的开场白的，比如“万事开头难”一类的话，谁知却弄出这个乱七八糟来。